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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贵 | 失语的“主体”:中国基础教育再审视 ——评王刊新作《择校记》
双击自动滚屏   添加时间:2021/2/10   浏览次数:99   信息录入:admin   【字体: 】    收藏  复制   打印

摘要:王刊的新小说《择校记》在展现中国基础教育的同时,以家长和老师的主体性置换了孩子的主体性,由此形成了孩子“失语”的现象。而这种“失语”本身成为一种“呈现”,进一步解构了“教育”的神圣性,凸显出现阶段中国基础教育市场化乱象与现实困境。与此同时,作者试图以“孩子的出走”找到教育变革的潜在之路。然而,小说中孩子所觉醒的自我意识,不是自身“内爆”而发生的,而是基于所处的社会与家庭的权利运作机制中被动出现的。“孩子”作为“家庭”和“教育”的危机而存在,而他们始终游离于“家庭”和“教育”的外部。如何让“孩子”进入“家庭”和“教育”,是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基础教育的“新议题”,也是《择校记》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王刊;《择校记》;基础教育;孩子;出走

 

 

新生代作家王刊在其新书《择校记》中,结合自身从教经历,再现了现阶段中国基础教育市场化乱象与现实困境。从小说的标题来看,这是一本讲述如何为孩子选择学校的书,但奇怪的是在小说中“选择”本身却一直与主体(孩子)的意图背道而驰,似乎有一股凌驾于主体之上的力量始终试图在控制孩子。事实上,择校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考上好大学。然而,在小说中表面的“选择”背后,“谁来择校?”这个问题横亘在全书之上,成为角逐话语权的核心问题。小说中的成人,如老师和家长都在有意或无意中,对本应该是择校主体的孩子形成了压抑,导致了孩子的集体失语,由此“为了谁而择校?”这个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一、择校主体:谁来择校?

从形式来看,小说一面讲述李琦的回忆,一面讲述周文的回忆,在结构上呈现出双线交错的形式。两条回忆的故事线,一条是以地震和K外的迁校风波为主,另一条以主人公周文和K外的招生为主。最后,回忆与回忆合流,回到当下,时间继续,这既是过去对当下的推进,也是在当下的“周文”反身回忆中的“周文”,是两个周文之间的对话和反思。而在这个过程中,“择校”自然地延伸出了权力、压力和暴力,“择校”本身与孩子无关,孩子成为了择校的牺牲品,其权利由师者和父母代为行使。

首先,师者不仅替孩子择校,同时也替自己择校。在小说中,周文和韩维回到老家X城招生,发现了好苗子阿加,立马签订了合同。第二天,阿加的父亲想毁约,但是周文却欺骗他说已经把合同寄出去了,毁约就需要赔偿高额的违约金,所以阿加的父亲只得作罢。另一方面,由于迁校的风波,恐慌在老师之间弥漫。K外的老师们对此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如周文和李颀去找学校董事争取机会;李帅哥则签了张章的补习机构;而K外的方校长则出卖学校的消息,跳槽到K大附中。这里,招生和就业都与老师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虽然周文承诺会对阿加多加关照,但在阿加被退学时也无能为力。显然,在“择校”的过程中,师者对自我的关切超过了对于德性的关切,当自我的权利与孩子的权利不能并存时,师者理所应当地选择维护自己的权利,舍弃孩子的权利。

其次,家长的“择校”成为一场金钱的交易。在刘赢复读一事上,刘赢本身变为择校交易中的“流通物”。由于刘赢的毕业成绩不错,所以招生老师周文和韩维万元安排刘父刘母工作为条件刘赢去K外复读。事实上,刘赢并不想复读,刘母也觉得清华中文系不错。但是刘父不然,他认为刘赢只是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懂,要想以后发展好,“关键得靠家长引导”。这里,在“父母/孩子”二元对立的框架结构里,父母是强势的一方,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为孩子做出决定,而孩子作为弱势的一方,自然没有“言说”和“选择”的权利。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即有“父为子纲”的传统,“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在刘父的逻辑中,孩子的意见不重要更甚之,他们将择校作为一场交易,刘赢等同于商品能够带来丰厚的报酬,自然需要待价而沽。

总的来说,孩子在面对成人(师者与父母)时,没有说话的权利,只能被动地展示自己的无助和退让。实际上,“选择”的权利一直在成人的手中,成人对孩子的“遮蔽”相应地通过“择校选择权”表现出来,“择校”本身成为一种压抑。老师和家长作为孩子的反衬,其意毋宁说是要在没有“选择权利”的孩子身上凸显“权利”,在没有“教育”的学校中凸显“教育”。这种反讽式的表现其表面呈现的是反面:荒诞后面显现的是荒凉,讽刺背后表征的是批判”③

二、失语的孩子

显然,“择校”掩盖了“成人/孩子”权力关系之下的暴力,并给予了暴力合法性,自然孩子也就成为了被压抑的他者直接的后果是孩子的失语。而孩子的失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孩子的边缘化;二是孩子自我欲望的克制。

具体回到小说而言,孩子不具备任何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不断的出现,成了回忆故事之中最为常见的隐形人。“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表征,显露出孩子的自我意识和言说欲望。然而遗憾的是,孩子的“言说”在小说中却是失效的,如刘赢没有考到一百分,就被刘父拿板子伺候,他的解释反而招致了刘父更严厉地谩骂和殴打可见,刘赢挨打是一个常态,并非偶然。这里,“挨打”成为“驯化”的象征,刘父对刘赢的高期望不容许刘赢犯任何错,由此形成一种父权的压制,导致了刘赢言说的失效。在此,刘赢的“言语表达退居其次,对具体过失的陈述分析似乎也消失了”。事实上,这种失效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比如周笑想要自己的父亲参加学校的家长会,但是周父答应了却没有参加;刘赢考上清华中文系,但刘父却强迫他复读等等。言说失效实际是话语权的丧失,而话语权的丧失意味着“主体”地位的丧失。这种“丧失”本身自有一种“边缘化”的力量,孩子自然也就变成了小说中的“边缘人”。

此外,孩子的失语不仅是由于外在的压迫,还有其内在的克制和逃避。小说中,阿加面对学校劝退的决定,他没有任何的反抗,只是被动的忍受,随着父亲回到家乡。后来,阿加早恋被老师知道,女孩被逼跳楼自杀,阿加也疯了,他的疯癫即是一种“逃避”,是无法直接忍受现实,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混乱的精神状态。事实上,“精神病患者往往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成为疯子的阿加反而拥有了言说的能力,他不断地重复“浴巾”和“花花”,然而却没有人听他讲话。而刘赢同样克制着自我的欲望,他想要上文科而不能,于是没有任何挣扎就放弃了,因为他知道,“反抗是没有用的”;与此同时,当学校自以为是帮刘赢决定换单人寝室时,刘赢愣了一下,然后什么话都没有,就自己卷了被子搬到了新寝室。父母的决定和学校表面的满足,掩盖了对刘赢内在的压迫,“沉默”自然而然地成为刘赢保全自身的武器,弱势的刘赢没有“需求”,也没有言说的必要,他的“需求”只是成人视域中想象性的产物。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部小说最有意思的现象——“择校”过程中“择校主体”(孩子)的缺席。当我们将“孩子当成孩子”“孩子当成人”,从“儿童本位观”出发看待这个问题时,孩子的“缺席”与“发现”同时出现。“失语的孩子”成为议题,“孩子”这个群体也就不再沉默,“失语”本身成为一种呈现。这时,只能侧身于“择校”边缘的“孩子”,其权利被重新重视起来。

三、基础教育的困境

事实上,孩子被忽视本身就已经见证了教育困境的一端,而孩子失语的“呈现”,更是赤裸裸地将基础教育的困境在我们面前摊开。小说从两个方面解构了教育的神圣性,从而展示出基础教育的困境。

首先是对客体的解构。在小说中,商人主宰了学校,使得教育庸俗化。周文和李琦去公司找周董请愿,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见到周董,方秘书只不过给他们算了一笔收入的账,就让他们闭上了嘴。这里,收益成为衡量学校创办的是否成功的标志,没有收益的学校,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金钱一跃而上,区隔了社会空间中的工种优劣,所以老师在面对方秘书的责问时,弱势是必然的。实际上,在迁校风波之中,老师和家长共同丧失了择校的权利。叙述者他们降到与孩子同的地位学校是否存在由商人周董来决定,资本直接接管了教育“谁来择校?”这个问题被“资本”所解构,丧失了其重要性“学校”这个客体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消失

其次,叙述者不仅解构了客体,还解构了学校的主体(老师)。在小说中,主人公周文更像是一个“零余者”,胆怯懦弱,本应作为拯救者的老师反而变为了压迫者高潮集中表现在他转变的一章。小说中,家长的现实诉求是成绩,周文的理想是实现教育的乌托邦,前者看重短期成效,后者则是一场漫长的革命,这场教育革命的胜利存在于未来,而非现在。作为老师的周文无法兼顾二者,在其产生矛盾之时,自然败下阵来。家长的一记耳光,不仅扇在了周文的脸上,还扇在了基础教育的身上。后来周文身份的“转变”,实际暗示了基础教育的困境,即以周文为代表的这类老师,在面临想要改变“应试教育”的现状而不能时,他们所做出来的选择。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素质教育’的逻辑(也)是工具性的,其产生并非单纯肇始于某种教育愿景”,周文所憧憬的“素质教育”,只是一种自我的教育幻想。事实上,与“素质教育”相对的“应试教育”,不仅仅指的是考试制度,它更多的是“一种以‘应试’为主要表征的、不适合国家发展需求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不以过程为导向,而以结果为目的,而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以经济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当学校收益不好时,自然学校也就没有必要存在。

学校的瓦解形成了新的问题:老师到哪去?小说用张章的辅导机构解决了这一问题,老师张章离开学校之后,创办了自己的补习机构。小说最后张章许诺的高薪和自由挖走了老师李帅哥,他本人即是学校师资流失的表征,而其流失之后还加剧了这种流失。与此同时,其他老师们也各自寻求着不同的出路,特别是以方校长为代表的这类老师,它们与资本合谋,出卖学校信息,以求更好的发展。由此观之,基础教育的困境,其产生的压力不仅来源于社会,也来源于老师自身。内外压力共同指向基础教育的困境然而如何应对我们却不得而知。

四、出走的孩子与潜在之路

一般而言,传统基础教育思考主要集中于教育资源的分配和教育体制等方面。而在这种基础教育困局中,小说似乎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打开了一条潜在之路。文章的结尾,“出走的孩子”形成一种隐喻,孩子们不甘边缘的地位,于是想冲破成人的牢笼,“出走”成为最直接的形式。这样,“孩子”也就浮出了教育的地表。

具体到小说来看,孩子的物化现象对教育形成了另一维度的解构与重构。在择校交易中,刘赢和阿加从“生理的人”转变为物理的“流通物”。但是交易不是在孩子进入学校结束的,而是要等孩子考上好大学才能画上句号。孩子看不见的“潜力”是交易的一部分,类似于投资之中的风险值,而潜力由分数决定,所以阿加在成绩退步之后被校方劝退。而小说以刘赢的“出走”解构了这种“潜力”,他的“出走”致使择校交易失败,交易的失败即是教育的失败。这里,成绩的好坏不再是影响交易的主要因素,“出走”成为一种新的不确定的因素显现出来,直接决定了交易成功与否。

小说中的刘赢在心灵上负担着时代教育的创伤他表面的乖顺在其“出走”时撕裂。事实上,刘赢是苦闷的,他成绩优异,但是受人妒忌,同学私下扔掉他的课本;他也是孤独的,他要和集体一起,但是学校让他分离。学校似乎可以满足他的任何要求,但这只是一个幌子,所以他要同学校同家庭决裂在其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在官能上敏锐地感受到教育对“人”的阉割,但是在理性上却又无法找出自己人生明确的方向。直到地震带来了死亡的消息,刘母的死讯和教育的创伤共同驱使了刘赢的出走这也使得刘赢在择校的战争中由被动的一方转向主动

时间的错向在小说最后两章归位,回忆之中的择校主体(成人)驱逐了孩子;而在时间汇集延续之后,孩子则成为了主体。成人面对孩子的“出走”,表现出的是茫然无措。在中国的历史中,特别是五四以来,“出走”成为一个象征,“出走”本身即是弱势者反抗绝望和希求解放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王刊的《择校记》是对这一传统的呼应,他试图以“孩子的出走”反思中国的基础教育,以期找到教育变革的潜在之路。然而,刘赢所觉醒的自我意识,不是自身“内爆”而发生的,而是基于所处的社会与家庭的权利运作机制中被动出现的。虽然“出走”成为“反抗”的象征,但是“出走”使得孩子丧失了教育的机会更早地进而社会,这是其反讽的一面。由此可见,“孩子的出走”既是一场被动的家庭革命,也是一场应激反应之下的教育革命和社会革命。“出走”于孩子而言,除了“觉醒”之外,似乎并无他用。那么,“‘孩子出走’之后如何?”也就成为了我们追问的新问题。这里,“孩子”是作者进入教育、反思教育的起点与核心,“如何发挥孩子的主体性”成为基础教育改革关注的焦点。

 

简言之,“出走”将作为主体的儿童放置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其背后隐藏的不仅是儿童的精神困境,还包括成人面临的现实矛盾。而孩子的“出走”和“娜拉出走”类似,“出走”的结局不外两种:堕落或是回来。所以“孩子出走”并不能解决困境,只能作为警醒,正如小说中的“孩子”作为“家庭”和“教育”的危机而存在,他们始终游离于“家庭”和“教育”的外部,而如何让“孩子”进入“家庭”和“教育”,才是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基础教育的“新议题”,也是《择校记》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⑥王刊:《择校记》,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年版18页、第201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任重道远之青年诸君所生之时代》,《青年杂志》1916年第5

徐勇:《小说类型与“当代叙事”》,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186

福柯:《对活人的治理》,《自我技术:福柯文选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5

陈力君:《代言与立言: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

⑦⑧孙凌翔,林子:《“麻烦治理”与无声革命:素质教育再审视》,《文化纵横》2018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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