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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山山:对杨绛先生的猜想
双击自动滚屏   添加时间:2020/3/15   浏览次数:44   信息录入:admin   【字体: 】    收藏  复制   打印

初夏的一天,午饭后我习惯地打开微信,突然就看到了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消息说,杨绛先生于今天(2016年5月25日)凌晨去世,享年105岁。

我很少在朋友圈儿转发这样的消息,但那天我马上就转发了。我没有像其他朋友那样,发一个双手合十的符号,而是献了一支红玫瑰。因为我想,假若我去参加她老人家追悼会的话,一定会献上一支鲜花的。不,也许应该是三支,另两支,托她带给夫君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媛女士,衷心祝福他们一家三口重新团聚在一起了。

有位朋友见到了,好奇的问我,你和杨绛先生有过交往?

我回复,从未交往过。

回复之后感觉不妥,心里隐隐不安,就好像曾经得到过诸多好处,如今却否认了似的,于是又补了一句,我读过她的书。

如果读书是一种交往,应该说我和杨绛先生的交往很深。

我起身,从书架上找到了我曾多次阅读过的杨绛先生的书,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全部购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干校六记》和《将饮茶》。那个时候杨绛先生的书还没有被炒成畅销书,很普通,甚至很不起眼儿。

其中最薄的《干校六记》,仅三万六千字,定价2元。但就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点儿不夸张)。我至今清楚的记得我当初读它时的那种震惊,震撼,久久无法释怀。这些年,也常在网上看到人们转发杨绛先生的种种语录,关于读书,关于人生,虽然句句精彩,但对我的震动,已无法和早年读那三本书时相比了。

因为那个时候,九十年代初,正是我开始创作,开始人生道路的时候,我很庆幸在那个时候读到了她的书。可以这样说,我是在对的时候遇到了对的书。由此,杨绛先生的文风影响了我的写作,杨绛先生的生活态度,更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干校六记》,写的是杨绛先生和丈夫钱钟书去“五七干校”的日子。他们两位自1969年到1972年,先后从北京中国社科院,下放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当时两人都年近六旬,却不得不卷着铺盖卷儿,来到偏远的农村“改造思想”。但那么不幸的遭遇,那样噤若寒蝉的三年,她只写了三万六千字,且这三万六千字字字淡定,句句平和,可以说是娓娓道来,还带了几分诙谐和调侃。

我读的时候,往往笑一下,就哽咽了。

细想,他们下放的年龄,差不多就是我现在的年龄。换做我,能做到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比如一开始她写丈夫接到通知,作为先遣队要走了,“只有一个星期准备行装,可是默存(即钱钟书)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得以赖了两天学,在家收拾东西。”她为钱先生准备衣物时,特意补了条结实的裤子:“坐处象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默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个座儿,随处可以坐下”。在那样的时候,两人竟还能说出那样的话,那种幽默,是刺骨的。

钱先生1969年11月下放,半年后,即1970年7月,杨绛自己也接到了下放的通知,而就在一个月前,他们的女婿自杀了,女婿刚直不阿,因为不肯出卖他人选择了自尽。于是送杨绛离开北京的,就只有孤单悲伤的女儿阿圆了。

整本书里,唯一流露出悲痛情感的,就是此处了: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寥寥数语,不能不让人和她一起潸然泪下。

但接下来的叙述,依然很平静。她在干校见到钱钟书,瘦的脱了形,“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眼就认识。”但去看病时,医生认不出了:“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钟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钟书!钟书我认识!’默存一口咬定自已是钱钟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钟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

这样的平和中还带了几分调侃的文字,比悲悲切切的文字更让人心酸,我读的时候,每每想笑,就眼圈儿发红。她写她被分到了菜园班,他们是怎么开园的,怎么把“比脑袋还大,比骨头还硬”的土坷垃弄碎的,怎么挖一口井来灌园的,怎么为了积肥建厕所的。他们“还用麻绳细细致致的编织成一个很漂亮的门帘”,不料第二天门帘就被偷走了,“从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充门帘”。

钱钟书分配在砖窑看管工具,和她的菜园班隔着一条小溪,有十多分钟的路,钱钟书就借每天去邮电所拿信件的机会,到菜地与她见个面,说几句话。“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竟然在那样的不幸中心平气和,在那样的苦难中不卑不亢,并且回顾时依然从容淡定,带着几分冷幽默。

回想起来,九十年代读这两本书时,我还算年轻,所以我完全不能想象杨绛先生是怎么做到的,惊讶到无法释怀。眼下的我已不再年轻了,却依然无法释怀,她是怎么做到?怎么做到的?

我之所以说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书,就在于此。在之后我的人生经历中,每每遇到挫折情绪低落时,我都会想,我这算什么呀。淡定些,看看人家杨绛。

她的文风也深深影响了我。我从她的文字里,学习到她平和朴实而又大气豁达的精神。一方面,是她的博学和成就,使她用不着再在行文中炫技了,她总是用最简洁明了的文字,表达最朴实平和的情感。另一方面,则是她的人生态度,已然通透。

除了《干校六记》,杨绛先生的另一本书《将饮茶》,也让我刻骨铭心。我至今记得其中两个细节,一个是文革刚开始,造反派就批斗她,鞭打她,给她剃阴阳头。别看她那么平和,却也倔强,其他人求造反派不要剃,她坚决不求。剃了之后,她用女儿剪下的头发做了个假发,“我自恃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可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恨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当街出彩。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

如此这般,在我看来是地狱般的生活,杨先生却一个脏字也没有,一句歇斯底里的叫喊也没有。她在心平气和的讲述中让读者落泪。

不仅如此,她依然在那样的环境里读书,做学问。

造反派让她去打扫厕所:“不出十天,我把两个斑剥陆离的瓷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制成,铲刮掉多年积污,虽有破缺,仍然雪白锃亮。”然后,她就坐在打扫干净的厕所里,读书。她翻译的大部头世界名著《堂吉诃德》,很多部分就是在那个环境里进行的。

这样的定力,这样的气度,总让我感觉有点儿非人类。我曾数次揣度,她的豁达心态,是得益于她的渊博学识,还是天性使然?

我的童年经历了“文革”,亲眼目睹过种种癫狂和恐怖,生生把一个刚开始文明进程的社会,推回到野蛮粗暴之中。在那样的运动中被折磨过的人,即使不寻死,也会发疯。所以我对那些至今始终充满怨恨无法释怀的人,非常理解,同情。

但我还是更钦佩(或曰敬佩)杨绛先生的平和。

我不知道杨绛先生是怎么做到的?在经历了种种苦难和欺辱后,不怨恨也不自怜,不哭诉也不声嘶力竭。始终面带微笑,我行我素,过日子,做学问,心平气和的走过一生。

我只能猜想,暗自猜想,也许她的灵魂会时常从躯壳中脱离出来,升腾到空中,俯瞰下面乌烟瘴气的“运动”,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些小丑的末日,不屑与他们相争;

再也许,她的灵魂会时常飞跃到人类长河的尽头,遥看人们正在经历其中最糟糕的一段,她知道这一段终会过去,并被人类深刻的反省。

更或者,因为长久翻译《堂吉诃德》,她早已化身为勇敢的骑士,骑着无形的马,拿着无形的矛和盾,与这个荒唐的世界对抗。

她个子小小的,看上去很羸弱,骨骼却那么强壮,心却那么宽阔,灵魂却那么通透。

来源:《太湖》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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