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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三星堆的鸟崇拜
双击自动滚屏   添加时间:2021-11-22   浏览次数:131   信息录入:admin   【字体: 】    收藏  复制   打印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鸟形器与鸟形装饰,如巨大的铜鸟头、铜立鸟,陶器(包括礼器)上的鸟形装饰、纵目神像和铜像的鸟形装饰,尤其是金杖上双鸟和双矢射鱼所标志的王者形象。无论是礼器、神坛、神树,还是金器、玉器中的鸟形纹,陶器中的鸟形器,勺、柄、酒器,鸟在三星堆器物中是主要题材,鸟的造型在三星堆文物中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复杂多样,蔚为大观,完全可以证实三星堆鸟图腾崇拜的存在。

 

花朵与立鸟

具象写实的艺术创作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1号大型神树,修复后可见其三层伸展开的树杈呈宝塔形矗立,所有向上的树枝上均有花朵,而花朵之上均有立鸟。这些铜立鸟鹰嘴状、尾上翘、尾羽镂空,一个个玲珑有致,生动逼真。2号大型神树上也有立鸟,造型相似,但体型更大,鸟展开翅膀,向天眺望。另一件小型神树上有10个花朵和立鸟连体像,十分精美。

在三星堆文化中,鸟崇拜的反复出现与对天的崇拜有关。在古蜀先民的神灵谱系中,天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巴蜀地理环境多山,且多为高山,山脚海拔较低,山的绝对高度高,顶天立地。天气阴霾,能够通天的神灵就是鸟和树,能在天地之间行走、挺立、飞翔。因而在蜀地最具有神圣性质的神灵首推鸟。鸟之上最大的神就是天神。对天和天命的崇拜,正是中国神道观念的基础和核心。古蜀先民已有神道设教的思想,三星堆发现的鸟是天命崇拜的证物。此外三星堆还出土了太阳轮,反映在古蜀先民的意识中既有自然之天、哲理之天和神话之天的含意,更具有一种精神观念。古人借自然现象探取神谕,鸟的飞翔给他们展示了无限的可能。

花朵和立鸟的造型无疑是三星堆的独创,古蜀先民的神灵崇拜,表现在对永恒的惊叹、祈祷,反映在对太阳的信仰之中,因为这些神物正是永恒的化身。从太阳轮、玉琮等器物可以看出,古蜀人将天体观察的感觉和神话的想象融为一体,乃至太阳轮等器物也用天的型制铸成。在神话思维的拟人化类比作用下,太阳被想象成生命存在,日出与日落与生死有了关联。中国神话宇宙模式的核心就是日出日落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神树是沟通天地的天梯,鸟是神树上的信使。《山海经》称日出有许多名词,如“扶桑”“汤谷”“甘水”。《山海经·大荒南经》:“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个十日诞生的神话与三星堆有关联。三星堆出土大小通天神树,神树本身是天梯象征。鸟从日,鸟与神树,均是神话宇宙观的古老遗存符号,鸟崇拜则与商始祖契由鸟化身的神话有关。在三星堆文化中,鸟崇拜与日崇拜是相通的。三星堆鸟崇拜的特殊地位,是这一神谱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多重信仰因素,是三星堆神灵系统的代表性器物。

花朵与立鸟还反映了蜀人对自然神灵精怪的祭祀与崇拜。三星堆出土了较多手执祭品向神灵献祭的青铜人像,包括铜兽首冠人像、跪坐人像,还有用头顶尊向神灵献祭的铜人像。从数量、质量及摆放的中心程度来看,可印证有对鸟、羊、龙代表的动物神灵和金面人头像代表的祖先神的祭祀。而对自然神灵的祭祀,正是对超人间的自然物与自然力崇拜的反映。鸟的崇拜反映在对山河之高峻雄奇的敬畏之中,其具体表现在对神灵、神山、神树的精美塑造之中。如鸟形器,鸟形颇为抽象,大眼、鹰喙、颈细长,鸟尾两侧各饰以双列云雷纹,颈、腹前有一列长扉直达尾尖,扉上饰有羽。花朵上的立鸟是其缩小版,种种鸟的特征一样不少,一样不马虎。鸟与花朵的黏合,更见蜀人创作上的大胆,想象力的丰富和艺术手法的灵动。

 

鸟兽合一

神秘抽象的“物我混同”

 

三星堆青铜器等器物中人兽合一类型数量很多,其中重点是人鸟合一,主要见于鸟形器中。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六鸟三牛尊、四鸟四兽罍,都是鸟兽合一的经典之作。四鸟四兽罍腹部四兽四马,鸟形与雷纹、夔龙纹、兽面纹相互衬托,制作异常精美。鸟脚人像虽然人像的上半身及鸟的尾端残断了,但其比例协调,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出土时裙裾及鸟身纹饰上甚至还涂有朱砂、彩绘。其造型与纹饰在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中绝无仅有。

多种动物特征集合于一体的神灵形象,其造型与商代青铜器兽面纹的基本母题相似。鸟形纹、鸟像、鸟形器和用于镶嵌神灵或巫师铜像的鸟形挂件,往往是集多种动物样貌的形象。三星堆的鸟形器、鸟形纹,其形象大多都不是现实中鸟类的,而是一种集多种特征于一体的神灵形象和鸟的形象。其怪异的特征如羊鸟合一、羊龙合一等,与神话文献记载相似。《山海经》中关于神的记载共有45处,累计116种神,除6处19种未提及人形面貌外,其余39处累计97种神均有鲜明的人形特征或人兽合一的形态及面像。羊鸟、羊虎、龙鸟、人神合一,不一而足。《山海经》描写的这些怪异形象,有不少在三星堆器物中得到印证。

三星堆人兽合一的鸟形纹、鸟形器,强调的是神与自然万物(包括人类)之间的血缘关系、“化生”关系,形象既具象又抽象。这种化生孕育的关系,使人与神、人与万物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境界。《列子·黄帝篇》说:“太古神圣之人,备知万物情态,悉解异类音声,会而聚之,训而受之,同于民。”“太古神圣之人”是指早期原始社会人类群体。人能和禽兽语言相通,交往无碍,这不正是“物我混同”混沌的原始思维特征吗?其作用是借助大自然的威力达到某种震慑。鸟形纹常与饕餮纹、雷纹相伴,可以作为某种佐证。同时,也有另一个目的,使某一类动物的灵魂不会随着形体的死亡而死亡,而是作为一种自然神祇和动物神获得永恒。这类鸟形器、鸟形纹显得怪异、神秘、抽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礼器上的鸟

自由的象征

 

三星堆新发现的三号坑铜顶尊跪坐人像,上部方尊嵌有鸟形装饰挂件;四号坑发现有令人瞩目的鸟形金饰片,带有凤凰、孔雀般的典型尾羽,美轮美奂。这些礼器上的鸟形挂件大多是抽象的、变形的,具有象征性。而铜尊、罍上的装饰鸟纹、挂件、立鸟,在一、二号祭祀坑就有发现。

尊、罍、神坛、神树是祭祀神器,饰之以凤鸟,这也是殷商的做法。这一点《周礼》有记载。《周礼·春官宗伯》郑玄注:“象尊以象凤凰。”众所周知殷人盛行鸟图腾崇拜:“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当然不是一般的鸟,有人解读为凤凰,郭沫若曾说:“风为天帝之使,而饰之以二犬。”可见凤凰一类玄鸟所代表的,是被赋予神圣“天命”使命的鸟。以鸟饰以尊、罍等重器,增添了它的神圣价值。三星堆鸟崇拜具有与殷商相似的因素,又存在差异。李学勤先生曾提出商文化经长江流域通道,反溯长江而传入古蜀文化区的推论。其中最大的差异体现在鸟的作用,巴蜀的鸟作用更为突出,并常常与礼器共同作用。三星堆文化、江浙良渚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均出土有带鸟纹的玉琮,而金杖上刻鸟纹则是三星堆独有的。

考古界认为,礼器所供奉之地为宗庙场所,而宗庙正是这些祖先亡灵降临的寄居之所。因此,可以说鸟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与观天行为很好的象征物。巫师通过刻有鸟的礼器所进行的宗教活动使其通天地,其目的是要达到与天同样永恒的生命,模拟古人理解的宇宙来设计和掌握现实人生。

对神灵的崇拜源于人类对生命生生不息的信念,相信生命不死,灵魂存在。生的欲求以及由此带来信仰的神圣情感,与美的意识相通。美的意识正是深切的情感启示的结果,古蜀先民将这种情感通过鸟崇拜具体化。

从鸟形器、鸟形纹的分布情况来看,鸟崇拜是古蜀产生时间最早、包括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领域。在古蜀先民看来,大自然充满神秘,超出他们的理解,对于无法证明、无法掌握的事物,人类总是将其归于神奇的力量主宰,整个世界是布满神灵的世界。但从相信神灵存在到崇拜它们,还有一个过程。鸟崇拜实际上是对自然力的崇拜,是原始宗教的最初形态。古蜀先民在最初的审美观念中,要给自然现象做出解释以确定它的意义,把自然的东西改变为精神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的自由极为有限,而鸟则是他们从自然中获取的最自由的象征。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艺所资深研究员、神话研究院副院长、四川省美学学会副会长)

 

来源: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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